（兼谈普通业务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刑事责任。）


（案件涉案人均用化名）

 

在接待过的“非吸”案咨询人中，有一部分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单位的普通业务员，这些普通业务员的共有的特点是：

第一 没有股份，分红，

第二 正常工资也不高，业务提成数额不大，

第三 业务员自认为只是按照公司安排在做事，对公司整体运营情况，财务情况不了解，没有犯罪故意

。

因此，其中很多人认为自己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比较复杂，以本案为例，涉案当事人夏秋萍（女、上海人、58岁），只是涉案公司一名连业务员都算不上的基层“客服”，（因为年龄比较大，做一休一，没有业绩指标，主要工作类似于公司前台接待）。该涉案公司负责人（老板、总监等）已经在2016年被逮捕2017年被判刑。在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已经判刑半年多以后的一天，曾在该公司任“客服”的夏秋萍接到上海静安区经侦的电话，通知到配合调查，去了公安局之后就被“刑拘”了。

 

根据当事人家属与我第一次见面时描述的案情： 在找到我之前，他们已经聘请过另外一位律师代理本案，在夏秋萍被抓后，家人同意之前律师的建议，花一笔钱去办取保候审，先把人弄出来再说，因为夏秋萍年纪也比较大，身患几种疾病，又因为是上海本地人，主动到案自首，她个人的涉案金额虽然有五百多万，但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自己亲友出的集资款，亲友们又都愿意出谅解书，夏秋萍本人又是最基层的业务员（客服），总共拿到的提成才4万元左右，且可以马上全部退出。家属觉得这些情节叠加在一起，按理是可以减轻处罚，可以取保候审的。何况他们还同意支付二三十万费用来办取保，应该说是蛮有把握了。但是，前面请的律师向公安申请取保候审之后却马上被驳回。家属想要把夏秋萍拿到的几万元提成款项退出来，公安人员爱理不理。他们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前面请的律师也说不清   所以，在案件快到法院之际 家属再三斟酌决定要换律师。

 

实在地说，第一次见面时，家属描述完案情，并问我：“尹 海 山律师，你能否说清楚为什么我们家夏秋萍无法取保候审？”，我也比较茫然。这个案子反常的地方颇多， 通常，这种类型的案子，办案机关都把追讨脏款作为主要任务，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家属愿意退，而公安机关不搭理的情况。对于问题出在哪里？仅仅听家属描述并不能立即回答。 但是家属还是决定委托我来做夏秋萍的律师。（这可能是因为家属来之前已经了解过我们以往的一些案例，有了较大的信任）

 

接受委托的第二天，我们到静安区看守所会见了被关押的夏秋萍，令人吃惊的是，夏秋萍告诉我们，从被抓至今，公安都没有去提审过她，同时夏秋萍也仔细地向律师陈诉了案情，经过此番了解，之前的疑惑逐渐解开。我们认为，本案很可能是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追诉“漏犯”的案件。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漏犯”，是指检察院办案人员在审查案件过程中，认为公安机关对于负有刑事责任，本应抓捕的犯罪嫌疑人没有立案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对该嫌疑人立案、抓捕。也就是说，检察官在审查夏秋萍原来的“格昌公司”老板黄某、徐某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认为作为该公司员工的夏秋萍也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建议公安机关对夏秋萍立案。  如果是这样，那么一切就可以解释了，因为公安机关是按照检察院的意见来立案抓人的，这种情况下，家属、律师仅仅向公安申请取保候审，公安都不太可能会同意，因为公安承办人会认为是检察院让自己抓的人，放不放人决定权在检察院承办人手上，不太愿意自己来多事。所以，尽管夏秋萍的条件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公安也会驳回申请。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公安虽然抓了夏秋萍，却不去提审她，也不向她的追讨赃款。

 

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算理解了这个案子的背景。这种检察院要求追捕“漏犯”的情况，虽然不能说是很罕见，但里面各种关系的微妙差异，对于不经常办刑案的律师，确实也不太容易理解。之后，我们把这个判断告诉家属，家属完全同意，认为这样逻辑上就很通畅了。

 

根据公安“起诉意见书”的认定，夏秋萍涉案的金额是五百多万，这个数字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一般而言，对于这个金额的“非吸”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取保候审出来，并且退赔涉案金额，那么之后的法院阶段会比较好处理。如果能取保候审，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被告人认罪，同时退赃，认罚，这样判缓刑的概率相对比较大。 但是，本案在诸多有利于夏秋萍的条件下，司法机关坚决不允许取保候审。  不管是家属还是我们做律师的都不敢掉以轻心。

 

这种案子，家属和我们律师完全不指望能无罪，只是希望能缓刑。

 

之后，我们再一次尝试取保候审（向检察院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但检察院相关部门依旧不允许取保候审，我们看着本案的态势，情况变得很不确定。

 

在检察院不允许取保候审的案子中，要取得缓刑效果，通常要硬过硬地在证据上找出检察院起诉部门的漏洞。有充足的理由，检察官才会愿意稍微退一步，法官才会倾向于手下留情。

 

在律师会见夏秋萍的过程中，夏秋萍叙述，她曾经多次劝阻一名投资人吴某，不让吴某投资（该吴某也是夏秋萍的亲友），吴某听不进去，硬要投资，但是，夏秋萍把该部分得到的投资提成通过银行在案发前全部还给了吴某。我们认为，如果夏秋萍的叙述确实，就不应该为该笔吴某的投资负责，该笔款项数额占了夏秋萍涉案总额的绝大部分。如果能去掉这一部分，剩下的金额也就一百万左右了，判缓刑的概率大增。

 

因此，我们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申请传招该名证人吴某出庭作证。申请提交两天后，我接到了承办检察官的电话，电话中检察官认为律师多事了，检察官说他已经在夏秋萍的犯罪数额上做了有利于夏秋萍的认定， 如果我们还要减掉吴某的该部分数额，那么夏秋萍的犯罪数额就只是一百万左右了，这个电话中，检察官的语气是很不友好的，甚至到了最后我们双方几乎吵了起来，按照我的理解，他之所以如此认真，可能是因为，当初检察官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起诉夏秋萍，是基于夏秋萍被认定的非法吸收数额是五百多万这个事实，而如果现在减为一百万，那么回过头看检察官当初做出的这个追诉“漏犯”的决定，即要求公安对夏秋萍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可能就很没有必要了。所以，如果我们关于本案属于“漏犯”这个推测是正确的，那么这样的发展状态会让检察院的承办检察官很没有“面子”，以后他的结案报告写起来可能很尴尬。

 

作为律师，我一般不愿意与检察院承办人闹得太僵，只要有可能都愿意给足他们面子，毕竟，他们是公权力。如果搞僵了，吃亏的也许是我的当事人。但是，这个案子没办法，在对方不同意给我们取保候审的状态下，判实刑的概率相对要高很多。如果我们不能把夏秋萍的涉案金额尽可能减到最少，那么，追求缓刑的目标就更加渺茫了。所以，我们坚持要证人出庭。

 

第二日，我从夏秋萍家属出听说，该名证人吴某接到经侦通知去做笔录，从下午两点一直做笔录到晚上七、八点，反反复复确认关键信息。给了很多压力。庆幸的是最终该证人吴某还是守住良知，如实陈述事实，需要指出的是该名证人吴某本身也是受损失的投资人，损失金额达数百万，按照常理，如果是夏秋萍引诱她投资导致损失，无论如何她不会为夏秋萍利益作证。所以，她的口供可信度很高。这一次做笔录，毫无疑问，是公安在检察官承办人要求下进行的，这就更加印证了我们关于本案背景的判断，这个案子就是检察院的“漏犯”。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有这个证人，我们就有达成目标的希望。

 

这个案子之后的发展比较微妙，最终，我们和检方、法院达成某种默契，家属退赃、案子可以判缓刑，但是，我们不再申请证人出庭，不大幅减少检方认定的数额（给足承办人面子）。结果大家都能够接受。当事人家属也满意。

 

在我承办过的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这一类案件中，本案的被告人夏秋萍在公司里身份是最基层的一位，而且涉案金额也不算太大，但这个案子的处理过程绝不能说是轻松和简单。因此，对于涉案的类似业务员在预判自己案件走向时不要想得太简单，宁可多考虑几步，做好各种准备、预案才是正确的态度，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一类案件，各地法院处理长度不一，理论上讲，对于普通业务员涉案金额不大的，如果退赔积极。是有可能从轻处理的。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很多案子，稍微出一点意外，结果就是两样。

            

本案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