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杏海 申琳昌

 

 

 

案情

 

　　1997年7-12月，被告人蔡某某在负责宏大公司扬州线的销售业务期间，为了使其所销售的毛绒（保税原料加工而成）如数核销，在未与西非公司发生40000米长毛绒销售业务的情况下，多次找该公司的报关员李某某商议，请其帮忙办理长毛绒假结手续，并许诺为其调动工作等，李同意。嗣后，被告人蔡某某先后向被告人李某某提供了供方栏盖有宏大公司印章并由其填写好内容的40000米长毛绒产品加工合同、登记手册、送货单、出口专用发票和出口报关单等单证。被告人李某某在合同需方栏冒签西非公司业务经理周某之名，擅自加盖了西非公司的印章，并持该合同和上述有关单证，先后向扬州海关申领了进料加工手册、申报了40000米长毛绒调进、进出口结转，并将申报后的单证交给被告人蔡某某，由蔡报至宏大公司。宏大公司凭此报关单、登记手册等单证至盐城海关核销了生产40000米长毛绒所需的进口原料腈纶散纤23.5吨、涤纶长丝8吨，偷逃关税计人民币188745元。

 

　　本案中，被告人蔡某某、李某某均拒不供述40000米长毛绒的销售去向，侦查机关无法查清该40000米长毛绒的去向。

 

　　分析

 

　　对被告人蔡某某、李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蔡李二人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对被告人蔡某某、李某某行为的定性，应该适用刑法第154条第（一）项的规定：下列走私行为，根据本节规定构成犯罪的，依照本法15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一）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批准进口的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设备等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的。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在境内销售牟利应该是该罪构成客观方面的一个要件，被告蔡、李二人相互勾结，伪造加工合同、送货单、。出口专用发票、出口报关单等单证，办理假结转并骗取海关核销，其行为虽然符合该项所规定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客观要件的一些特征，但擅自将该批长毛绒在境内销售牟利缺少证据证实，不完全具备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客观方面的要件，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应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宣告被告人蔡某某、李某某无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蔡某某、李某某的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其理由：虽然被告人拒不供述40000米长毛绒的销售去向，但根据现已掌握的证据、查清的事实，完全可以推定该40000米长毛绒已擅自在境内销售牟利。利用保税原料加工后的40000米长毛绒有三种可能去向：一是正当销售，销售给可以办理结转的境内企业或直接出口；二是仍存放在仓库内；三是已擅自在境内销售牟利。被告人不能说清正当销售的去向及数量又无法提供该40000米长毛绒的库存实物，另外，被告人蔡、李相互勾结，伪造合同等单证，办理假结转，并骗取海关核销，从社会生活常理看，完全可以认定该40000米长毛绒已被其在国内擅自销售。从蔡李二人实施的一系列行为看，其主观上也具有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关税的故意，被告人蔡某某、李某某的行为完全具备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主客观要件，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两种意见之所以截然相反，根本原因在于在事实认定中是否适用推定证据规则。所谓推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根据事实之间的常态（高度盖然性）联系，以某一已经查明的事实认定另一难以证明的事实，并允许对方提出证据予以反驳的证据规则。推定与推理的不同之处在于推理的基础是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推定的基础是事物之间的常态联系，其结论是高度盖然性，并允许对方提出证据予以推翻。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论追求案件事实的绝对客观真实，对推定证据规则，不予重视，研究不够，在事实认定中往往也不敢公开承认使用推定证据规则。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客观上大量存在着运用推定来认定事实的情况，如主观故意、因果关系等的认定等，可以说推定在刑事诉讼中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在刑事讼诉中，推定作为一种盖然性的推断，在事实认定中应该慎用。两个事实之间只有具有高度的盖然性，社会的普通人也认为，两者之间联系紧密，有前一个事实而无后一个事实往往令常人难以理解、背离常理，这样才可以适用推定，同时也应允许对方提出证据予以反驳、推翻推定的事实。在本案中，并没有40000米长毛绒在境内非法销售牟利的直接证据，两被告拒不供述40000米长毛绒在境内销售，但从两被告互相勾结，伪造合同、单证，办理假结转，并到海关办理核销，根据社会生活常理，完全可以认定该40000米长毛绒已被被告人蔡某某 在境内擅自销售牟利，被告人 蔡某某也不能举出证据来证实该40000米长毛绒已被其正当销售，本案在该事实的认定上完全可以使用推定。

 

　　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长期以来，有一种过份依赖直接证据，尤其是被告人口供的倾向，如无被告人的口供，即使间接证据已相当充分，办案人员也往往束手束脚，不敢定案，使不少案件久拖不决，甚至放纵犯罪。对口供的过份依赖，也导致了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三来一补”是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合作形式，在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近年来，在“三来一补”的经济活动中，逃避海关监管，偷逃税款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相当严重，本案中如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宣告被告人无罪，将会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该类犯罪中，只要被告人不交待货物在境内的销售去向，就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也是对这类走私犯罪的放纵，此类犯罪将日益猖獗。反之，在其他间接证据已确实、充分的条件下，依据社会生活常理，如准确适用推定的证据规则，给被告人定罪量刑，则会产生较好的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应加强对推定证据规则的研究，在刑事诉讼实践中要敢于、善于运用推定证据规则，准确认定事实，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