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挺

 

　　案情：2017年4月，阙某在本不想还车的情况下，与某汽车租赁公司签订租车协议，并支付租车费用6000元，从该公司租借尼桑轿车一辆，价值9.8万元。租车后，阙某便谎称该车是他人抵债给自己的，将车辆质押给徐某，得款人民币4万元，用于个人挥霍。

 

　　分歧意见：本案中，对于阙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并无异议，但对于诈骗数额的认定，存在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阙某诈骗数额为13.8万元。阙某实施了前后两次诈骗行为，对于租赁公司和徐某来说，因阙某的欺骗行为，均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应当累计计算诈骗数额，即骗得的车辆价值与骗得的借款数额之和共计13.8万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阙某诈骗数额为9.8万元。阙某从租赁公司骗租车辆的行为是手段，而将骗租的车辆质押给徐某获取现金的行为是目的，两个行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属于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论处。故诈骗数额应认定为较高的车辆价值9.8万元。

 

　　第三种意见认为，阙某诈骗数额为4万元。阙某的主观目的是骗取他人财物，在租赁过程中，租赁公司也并未丧失对汽车的所有权，不构成犯罪。阙某利用骗租的车辆进行质押借款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数额应认定为其最终实际骗得的4万元。

 

　　第四种意见认为，阙某诈骗数额为9.2万元。阙某基于非法占有目的，利用租赁合同骗租车辆，构成合同诈骗罪。此后将骗来的车辆质押借款的行为，只是其对赃物的处置，刑法不应重复评价，且事先支付的租金应当在诈骗数额中予以扣除，诈骗数额应认定为9.2万元。

 

　　评析：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理由如下：

 

　　汽车租赁诈骗对象是车辆，而不是车辆变现的钱款。首先，本案中阙某在不想还车的情况下，仍以租车为名骗取车辆，并实际占有了车辆，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且犯罪行为已经既遂，该合同诈骗行为指向的财物即所骗的车辆。其次，阙某将所骗车辆质押借款的行为，只是其对赃物的处置，是将赃物变现的一种方式，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阙某在非法占有车辆后，对车辆如何处置，并不影响非法占有的成立，所以，阙某实际取得的是骗租车辆的价值9.8万元，而不是将骗租车辆变现所得的4万元。最后，本案被害人应当是汽车租赁公司，虽然阙某是从徐某处获得了钱款，徐某损失了4万元，但客观上徐某并不存在受损，且阙某主观上也只是将骗租车辆进行质押借款变现，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相反，汽车租赁公司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权，因此，阙某的诈骗数额为车辆价值9.8万元。

 

　　质押借款行为属于民事欺诈，不另外构成犯罪。本案中阙某以骗租车辆向徐某质押借款，徐某虽然受到一定的欺诈，但借贷关系还是真实存在的。徐某借钱给阙某的原因也并非基于欺诈而产生的错误认识，而是基于实际取得了对车辆的质押权。事实上，徐某借款取得车辆的担保，且车辆价值9.8万元大于借款金额4万元，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在阙某不能归还借款的情况下，徐某可以通过质押物受偿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债权。因此，阙某将骗租车辆质押借款的行为并非刑法意义上的诈骗行为，仅属一般的民事欺诈。此行为与骗租车辆的合同诈骗行为既不是牵连犯，也不是连续犯。

 

　　支付的租车费用不宜认定为犯罪成本，应从诈骗数额中扣除。本案中，阙某虽然具有非法占有车辆的目的，但是其要从汽车租赁公司取得车辆的控制权，必须按照租赁协议支付一定的租金，这说明阙某不可能非法占有整个车辆的价值，而需要支付相应的对价即6000元租金。根据诈骗数额认定的“实际取得说”，阙某最终实际取得的利益是车价与租金的差价9.2万元，事先支付的6000元租金应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作者单位：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