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权威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摘要）

 

        （2016年4月18日）

 

        一、人民法院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司法审判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惩治腐败的最后一道程序。对腐败分子，能不能定罪，判多重的刑罚，最终要由人民法院的裁判来一锤定音。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人民群众惩治腐败的愿望，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人民法院的定罪量刑来实现。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审判了一大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依法惩治了包括周永康、薄熙来、刘志军、蒋洁敏等一大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据统计，2013年至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贪污贿赂案件81805件，审结69017件，生效判决人数73158人。人民法院对这些案件的依法审判，既彰显了中央惩治腐败犯罪的坚定决心，也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

 

        二、《解释》的制定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从严惩治腐败放在突出位置，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反腐败无禁区，“老虎”“苍蝇”一起打，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交口称赞。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修订不久，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理当中存在不少法律适用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认定标准亟需明确细化。《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及量刑作了五方面的重大调整。一是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及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突出数额之外其他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二是对贪污罪、受贿罪增设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三是对贪污罪和贿赂犯罪增设罚金刑;四是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五是对行贿罪的从宽处罚设定更为严格的条件。《刑法修正案（九）》从2015年11月1日生效实施之后，这些新规定应该如何具体理解、把握和适用，亟需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二是贪污贿赂犯罪出现的新情况亟需明确处理意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法律适用问题。比如，贿赂犯罪的对象过去主要是财物，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给予或者收受这些利益的行为能否以行受贿犯罪处理？又如，在受贿犯罪当中，过去主要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直接收受贿赂，现在一些案件当中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没有收受贿赂，收受贿赂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其有着特定关系的人，这种情况下能否以受贿罪追究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刑事法网的严密性和打击的针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需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三是司法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亟需统一意见。贪污贿赂犯罪具有其特殊复杂性，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于一些法律适用问题长期存在意见分歧。比如，作为受贿犯罪的法定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究竟应如何理解，正常履职后收受“感谢费”、上下级之间的“感情投资”等能否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如，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见被告人辩称贪污贿赂款物用于公务支出等情形，这些情形对于定罪量刑究竟有没有影响？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法律的统一适用，也关系到依法惩治腐败的实际效果，亟需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鉴于上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细致的调研基础上，对当前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较为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筛选研究，并广泛征求了国家立法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及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制定了本《解释》。

 

        三、《解释》遵循的原则

 

        《解释》制定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以下几项原则：

 

        一是突出依法从严。依法从严是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一贯原则，《解释》通篇“严”字当头。集中体现在：一是严厉追究贪污、受贿犯罪行为，明确贪污、受贿数额满一万元、具有一定较重情节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二是赋予终身监禁的制度刚性，明确终身监禁的决定必须在裁判的同时就作出，终身监禁一经作出将无条件执行，不受服刑表现的影响，不得减刑、假释。三是加大经济处罚力度，规定远重于其他犯罪的罚金刑判罚标准。四是严密法网，结合当前贿赂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对“财物”和“为他人谋取的利益”等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明确解释。五是受贿与行贿打击并重，对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适用条件进行必要的限定。六是从重打击滥用职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受贿犯罪，明确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违反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渎职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二是注重统筹协调。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确定不同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统筹解决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掌握，确保不同犯罪的罪刑关系协调一致。主要体现在：一是刑事犯罪与违纪行为的协调。为落实党纪严于国法，“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反腐要求，突出刑事打击重点，做到刑事处罚与党纪政纪处分衔接有序，《解释》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了各种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二是罪轻与罪重的协调。为解决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刑罚失衡问题，根据“数额+情节”的立法思路，《解释》结合犯罪情节进一步拉开了不同量刑档的数额级差，以此满足不同情节犯罪的量刑需要，尽可能实现罪刑均衡。三是不同主体身份职务犯罪的协调。刑法区分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与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规定了两类职务犯罪并配置了不同的刑罚。为确保两类职务犯罪处罚上的平衡协调，《解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并作出了规定。

 

        三是强调积极稳妥。坚持问题导向，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刑法规定框架内积极予以回应，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认真研究形成共识。主要体现在：一是规定作为贿赂犯罪对象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并进一步明确，除物质利益之外，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也应当认定为财产性利益。二是对受贿犯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作出界定，明确事后受贿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要求，收受下属或者行政被管理人超出人情往来范围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三是对特定关系人受贿作出规定，明确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特殊关系的人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回或者上交的，应当对国家工作人员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四是针对实践中常见的被告人辩解贪污贿赂款物用于公务支出的问题，明确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存在贪污、受贿主观故意的，将不影响定罪。

 

        四是体现便于操作。《解释》规定务求明确具体，可操作、可执行。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各种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一作出规定，常见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均能做到有据可依。二是采取“数额+情节”的模式规定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情节的设置上辅以不同的犯罪数额限制，以此增进司法的确定性，避免因情节难以量化而出现操作性问题。三是对直接决定定罪量刑的犯罪数额和量刑情节的具体认定作出规定，明确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前后连续收受的财物均应计入受贿数额。四是采取绝对数和倍比数相结合的办法规定罚金刑的判罚标准，在兼顾被判刑人受罚能力的同时，确保判罚充分有效。

 

        四、《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二十条，主要规定了十一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主要考虑有：一是《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确定具体定罪量刑标准；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1997年刑法所确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已不适应这种发展变化；三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由于受地域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对贪污受贿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和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尽统一，需要统一规范，一体遵循；四是惩治腐败在刑罚之前还有党纪、行政处分，两者之间必须做到相互衔接、相互协调，为党纪、政纪发挥作用留有空间，体现“把党纪挺在前面”的精神。据此，《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包括将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同时对其他档次的量刑标准也作出相应调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贪污罪、受贿罪起点数额提高到三万元，并不意味着低于三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一概不能作为犯罪处理。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数额与情节并重的立法精神，《解释》同时规定，贪污、受贿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即应追究刑事责任；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规定情节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

 

        （二）明确贪污罪、受贿罪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

 

        刑法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由于无期徒刑与死刑是两个不同刑种，为了更准确的适用死刑，《解释》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行只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这就是说，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时，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解释》同时依法规定，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的规定。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一种执行措施，但又比一般死缓更为严厉。《解释》对于终身监禁具体适用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予以了明确：一是明确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即主要针对那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二是明确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以此强调终身监禁一旦决定，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

 

        （三）调整挪用公款、行贿等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调整后，为确保不同职务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内在协调性，避免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出现“轻重倒挂”现象，《解释》第五条至第十一条对挪用公款罪、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相应调整，同时对尚未明确定罪量刑标准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以及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并作出规定。

 

        为依法从严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贿赂犯罪，《解释》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受贿罪、行贿罪适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四）界定贿赂犯罪对象“财物”的范围

 

        根据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了更有效地严惩腐败犯罪，《解释》对刑法规定的财物作出适度扩张解释，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并进一步明确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和需要支付货币才能获得的其他利益两种。前者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其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后者如会员服务、旅游，由于取得这种利益需要支付相应的货币对价，故在法律上也应当视同为财产性利益。实践中提供或者接受后者利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贿人支付货币购买后转送给受贿人消费；二是行贿人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行为人消费。两种情况实质相同，均应纳入贿赂犯罪处理。

 

        （五）细化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情形

 

        为适应惩治受贿犯罪的实践需要，消除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理解分歧，《解释》对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具体情形作出了规定。《解释》明确，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以及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都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表现形式。据此，不论是否实际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不论事前收受还是事后收受，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

 

        同时，为了净化政治生态，促进腐败犯罪的深层治理，《解释》对一些所谓的“感情投资”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以受贿犯罪定罪处罚。其中，规定“价值三万元以上”的限定，主要是出于区分违纪行为等方面的考虑。

 

        （六）明确行贿罪从宽处罚的适用条件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这一突出问题，为进一步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和幅度作了重要调整，对行贿罪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设定了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明确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只有在“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三种情况下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为便于司法机关正确掌握、严格适用，《解释》对“犯罪较轻”、“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以及“重大案件”等规定的具体理解作出了明确规定。明确只有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才属于较轻犯罪，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才属于重大案件。

 

        （七）明确多次受贿数额累计计算

 

        《解释》从两方面对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作出了规定。一是针对小额贿款的问题，明确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据此，受贿人多次收受小额贿款，虽每次均未达到《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但多次累计后达到定罪标准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利事项不对应的问题，明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据此，对那些小额不断、多次收受的财物，符合条件的也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八）明确贪污、受贿犯罪故意的认定

 

        《解释》对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两种贪污、受贿情形的犯罪故意的认定问题作出了规定。一是赃款赃物去向与贪污、受贿故意的认定关系问题。《解释》明确，只要是非法获取财物的贪污、受贿行为，不管事后赃款赃物的去向如何，即便用于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也不影响贪污、受贿罪的认定，以此堵住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试图逃避刑事追究的后门。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身边人”收钱行为的刑事定罪问题。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该行为能否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犯罪，关键看其对收钱一事是否知情及知情后的态度。为此，《解释》明确，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对于这里的“特定关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指的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九）明确受贿犯罪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受贿犯罪当中，受贿人往往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存在渎职行为。在受贿行为和渎职行为均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是择一重罪处罚还是实行数罪并罚，认识上长期存在分歧，实践中做法不一。为依法从严惩治此类犯罪行为，《解释》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十）强化赃款赃物的追缴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为有效剥夺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解释》强调，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赃款赃物不设时限，一追到底、永不清零，随时发现将随时追缴。

 

        （十一）明确罚金刑的判罚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贪污罪和相关贿赂犯罪的罚金刑规定，对于加大对腐败犯罪的经济处罚力度,提高腐败犯罪的经济成本，剥夺腐败分子再犯罪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预防犯罪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确保罚金刑适用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解释》依托主刑的不同，分层次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远重于其他犯罪的罚金刑判罚标准：一是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二是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四是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五、下一步工作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可以预见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在未来一段时期仍会保持高位态势。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规范有序、优质高效地审理好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级人民法院将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认真学习，确保案件依法审理。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学习培训，确保《刑法修正案（九）》及《解释》全面贯彻、正确适用。要依法稳妥处理好新旧法律衔接工作。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要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和程序关，依法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严格缓免刑的适用，确保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效果良好。

 

        二要深入调研，积极解决实际难题。《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深入调研，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成果，为今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执法依据。同时，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疑难复杂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也会继续出现。对此，各级人民法院要继续加强调研工作，总结实践经验，为今后将形成共识的经验上升为司法解释打下基础。

 

        三要司法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各级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做好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审判公开工作，通过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上网等增强人民群众对贿赂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了解。同时，人民法院还将通过公开审判，主动接受人大、政协、公众、媒体等社会各界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




附：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万春作

 

        《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工作情况介绍》（摘要）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工作理念，依法严厉打击贪腐犯罪，取得了一定成绩。一是检察机关办理了大量的职务犯罪案件。以近三年为例，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2014年，查办职务犯罪案件41487件55101人；2015年，查办职务犯罪案件40834件54249人（案件数量和人数均比2014年度略有下降）。二是加大惩治贪腐犯罪力度，突出查办大案要案。2013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2581件，查处原县处级以上干部2871人，其中原厅局级253人、原省部级8人。2014年，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3664件，查办原县处级以上干部4040人，其中原厅局级589人。以对人民、对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法办理周永康、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金道铭、姚木根等28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涉嫌犯罪案件。2015年，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4490件，查办原县处级以上干部4568人，其中原厅局级769人。依法对令计划、苏荣、白恩培、朱明国、周本顺、杨栋梁、何家成等41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立案侦查，对周永康、蒋洁敏、李崇禧、李东生、申维辰等22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三是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2013年，对5515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4年，针对不法分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腐蚀干部的问题，部署打击行贿犯罪专项行动，查办行贿犯罪7827人；2015年，查办行贿犯罪8217人。（注：以上数据来源近三年高检院向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

 

        从近年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数据情况分析，贪污贿赂犯罪仍呈高发态势，案件总量高居不下，大要案逐年增加。如查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以上大要案的案件数和人数，以及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数量均是逐年增长。这表明，一方面，这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另一方面，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反腐败工作，加大惩处腐败犯罪力度。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修改完善了贪污贿赂犯罪有关规定。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新的法律适用问题，亟需制定司法解释统一定罪量刑标准。

 

        因此，“两高”在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解释》，为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明确的办案指引。《解释》颁布实施后，各级司法机关要认真学习《解释》，注意新旧法律、司法解释的衔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提高办案能力和水平。各级检察机关要严格按照中央关于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的要求，保持对贪腐犯罪的高压态势，全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严肃查处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为我国反腐败工作和廉政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