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几个比较典型的事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刑辩律师面临的种种执业困境。
第一个是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律师涉黑涉恶案件。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发生了多起，多数与“套路贷”有关，有的个案影响巨大，指控的事实和性质过于勉强，引起了全国律师界的关注和忧虑。
第二件事是广东高院一个死刑案件。在二审开庭中，审判长呵斥律师，让律师讲要点、少说话，讲不出就是没水平。法官对待律师如此居高临下、危言呵斥的做法，不仅出现在刑事审判的庭审里面，在民事行政案件庭审中也都存在这样的现象。
法官和律师作为具有统一法律知识背景、模式化思维方式、共同法律语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在社会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理应互相尊重，怎么还有高院的法官在公开庭审中如此对待律师？这与广大律师休戚与共，也是共同关切的一个问题。
第三件事在安徽，那就是律师在执业中把有关的必要的信息告知委托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亲属），从而引起了有关职能部门强烈反应的一个事件。律师代理案件，在当事人自我辩护的基础上，行使律师的辩护权，提供专业的支持帮助，如果案情不能进行沟通交流，委托人的知情权怎么保障？委托人如何有效地协助律师为当事人辩护？但在现行制度中，对于律师在开庭审理前，将获知的案卷材料或者信息告知当事人亲属有禁止性规定，刑辩律师又怎么去应对？
这三起事件在近期集中爆发，又有各自不同的性质，关系律师实质辩护权、律师执业风险等多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影响广泛而深远。
其中，律师涉黑涉恶一般发生在民事法律服务中，是民事律师的执业风险。安徽事件是发生在刑事辩护过程中，是刑事律师执业风险。广东高院法官的事情集中体现在律师的实质辩护权的保障方面。这其实反映出刑辩律师有时候连形式上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不敢奢谈实质上的保障，即无法真正实现证人出庭、排除非法证据、采纳正确的辩护观点等等，这才是更具有实际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