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存在对犯罪构成的“唯一正解”
律师提到的对规范的统一解释问题，其实就是法理学上这样一个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法律是否具有惟一正解？
当人们超出尘外，以一个外在、超然的视角分析，在理想状态中，当法律条文有多种含义可供选择时，存在一种最合适、能取得最佳社会效果的解释。
然而，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不存在罗尔斯在《正义论》里所假设的“无知之幕”。每个特定的社会成员，因其基因、出身、教育、社会经历与社会地位的不同，都是一个具有某种偏向性的个体，他们的性格、价值观与利益不同，对各种社会现象包括法律存在不同的认识与倾向性，检察官、律师与法官作为社会成员，同样如此。
正因为如此，在很多情况下，控辩双方、甚至控辩审三方分别有自己的“惟一正解”，这些“唯一正解”各不相同。当然，在法律程序上案件最终由法官一锤定音，从而确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惟一正解”。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即便法官能在个案中赋予某种解释以“唯一正解”的效力，而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法官，针对同样的案件，会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也不存在“唯一正解”。
对于男方在婚内强迫女方发生性关系问题，已公布的几起案例有的定强奸罪，有的不认定为犯罪；对于激情之下不计后果地用刀捅刺致人死亡的，有的定故意杀人罪，有的定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对于使用暴力导致特殊体质者死亡的，有的定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有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对于走私仿真枪行为，多数定走私武器罪，但是前不久广东将一起这样的案件改判无罪。
可见，虽然从理想的角度看，对于法律应当存在一个最能体现正义的“唯一正解”，但由于社会主体观念与价值的差异，在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解释。
作为辩护人，其法定职责就是要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法律利益。当对于一项法律存在多种解释时，就有义务采用最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进行辩护，而不能站在中立、超然的立场，采纳从外在角度看最正义的“唯一正解”。如若辩护采取这样的立场去辩护，看似顾大局、正能量，其实质是在破坏律师制度的根基，是在解除国民的法律武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制破坏者。
就我个人而言，在刑事辩护中，也常有对法律作出与检察官、甚至有些生效判决不同的解释的经历。我曾经办理过一个滥用职权案，我的当事人是一个民营企业老总，被以滥用职权罪的共犯提起公诉。在辩护中，我就通过法律解释，认为被告人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求，不构成滥用职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