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雅翠合同诈骗案

 

身为集体股份占多数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在代理政府进行居民动迁业务过程中，授意工作人员伪造动迁户安置材料，骗取数额巨大的动迁费并用于业务或在职工中进行私分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还是构成合同诈骗罪?对公诉机关未予指控的犯罪事实，法院遵循“不告不理”的诉讼规则，未予认定。

 

 

【案 情】

 

 

公诉机关：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贺雅翠

 

被告人贺雅翠于１９９７年７月受上海银都房地产开发公司委派，担任上海市白银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下称白银公司）总经理。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白银公司受西藏北路??和田路辟通工程指挥部委托，代理区政府实施该地段居民动拆迁工作。白银公司为牟取利益，由贺雅翠授意下属工作人员将已作并户安置的４户动迁居民仍分别以１户向工程指挥部谎报。１９９８年３月，白银公司以该动迁居民名义，从银行提取动拆迁居民安置费，骗得工程指挥部人民币３２万余元。嗣后，白银公司将所骗钱款用于发放员工奖金、发“红包”给有关业务往来单位和其他工作人员，贺雅翠本人分得４万元。１９９８年５月，白银公司受新疆路???海宁路拓宽工程大会战指挥部第二分指挥部委托，代理区政府实施该地段居民动拆迁工作。白银公司为牟取利益，仍由贺雅翠授意下属工作人员对其中２１户居民动迁户实际缴付的超面积配房投资款，上报时分别作了“减免”或“减少”处理，截留应上缴工程指挥部的动迁款人民币２９万余元，对其中２户货币安置的居民动迁户谎报为房源安置，截留２套房源予以出售和置换，又截留工程指挥部动迁款８万余元。两项合计３７万余元。而后，白银公司将其中３４万余元用于发放员工奖金，发放“红包”给相关业务单位及缴纳职工个人调节税等。贺雅翠本人分得２万余元。案发后，检察机关追缴了全部赃款。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贺雅翠的行为已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且数额巨大，要求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贺雅翠辩称：其所实施的行为由单位集体讨论决定并经工程指挥部批准同意，并非个人授意，且自己所得奖金是按规定所得。被告人贺雅翠的辩护人认为，首先，贺雅翠所在公司属股份有限公司而非国有公司，其所分得的钱款是企业利润而非国有资产，该两点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中特殊主体和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被告人贺雅翠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其次，白银公司留取３７万余元动迁款是赚取的差价，且拓宽工程指挥部尚欠白银公司１００余万元奖金，至今尚未结账，故不属截留。再次，贺雅翠将２０余万元用于请客送礼作为业务开销，也不应列入私分范围。

 

 

【审 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白银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伪造或虚报居民动拆迁户的手法，骗取国家动拆迁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单位合同诈骗罪，本应依法予以惩处，但公诉机关对白银公司犯单位合同诈骗罪未予起诉，故对白银公司法人犯罪的行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必须适用法人犯罪的法律条款。被告人贺雅翠作为白银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授意下属并积极参与上述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贺雅翠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经庭审质证查实，法院认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只能由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机关或团体构成，个人及其他单位均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白银公司属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股份的性质为集体成分，故不应认定为国有公司，因此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且白银公司利用合同方式诈骗国家财产的行为发生在私分国有资产之前，其私分行为仅是对诈骗所得财物的处分，故白银公司的行为不符合单位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所以认定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贺雅翠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纠正。鉴于被告人贺雅翠到案后交代态度较好，且退赔了全部赃款，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七十二条和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被告人贺雅翠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３０００元。

 

本案判决后，检察院未提起抗诉，被告人也未提起上诉。

 

 

【评 析】

 

 

本案在法律适用中有以下两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　在实体法上，以合同诈骗罪而不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定性的原因

 

第一，从行为人犯罪行为的危害本质看，其特征在于骗取动拆迁费，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不过是对骗取钱财的处分而已。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行为人将在动拆迁过程中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动拆迁款作为发放员工资金，在客观构成要件上，存在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在主体要件上，白银公司受委托从事政府事务，其身份类似于政府机关，貌似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本案更容易被忽视的是行为人私分国有资产之前的犯罪行为，即通过虚报动拆迁材料签订动拆迁工作责任承包书以骗取数额巨大的动拆迁款的事实。行为人私分国有资产违法行为的前提是已经通过诈骗行为骗取了相当数量的国有资产。故本案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先前的诈骗行为侵犯了国家财产所有权，行为人其后的私分诈骗来的国有资产以及用诈骗来的国有资产挪作业务经费等行为不过是对诈骗所得钱财的处分而已。从刑法理论上讲，刑法要惩罚的正是行为人先前的犯罪行为，行为人其后的处分赃款赃物行为只能作为量刑上予以考虑的情节。因此，本案的基本犯罪行为应定性为合同诈骗。这正如某人盗窃了国有资产后又将盗窃所得在朋友间花用的行为一样，只能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能对其行为定性为私分国有资产。

 

第二，单纯就本案的私分国有资产行为进行评价，亦不能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论处。其一，如前所述，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本案私分国有资产的主体是白银公司，其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符合“国有公司”的主体要求?所谓国有公司，目前法学理论上主要有以下观点：１．国有公司是国家单独出资兴建的公司，或者是国家资本占多数的或国家在企业管理中起决定作用的公司。有的又把由政府单独出资经营的公司称为国营公司，把政府资本占到半数以上或在管理中起决定作用的公司称为公营公司。２．所谓国有，只能是全部国有，不能是主要国有或者部分国有。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是指全部由国家投资设立或兴办，人员由国家的人事或劳动管理部门聘用，并由国家提供全部经营或活动费用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不能根据现在的一些通俗说法，把国有股份占主要成份或者国家提供大部分经费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扩大解释为国有单位。３．“国有公司”指国有独资的和国有投资主体共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国有企业单位作为发起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三种观点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构成国有公司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是国家单独出资或国有投资主体共同设立或国家资本占多数或国家在企业管理中起决定作用。在本案中，白银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５０万元，其中法人股１０万元，占注册资金总额２０%；职工股４０万元，占注册资金总额８０%。从所有制性质来看，职工股应是集体所有制。可见，白银公司主要由集体所有制资本构成，且单独核算，独立经营，集体意志在公司经营中占主导地位，因此，白银公司不是国有公司。白银公司尽管受委托从事政府公务，但公司性质不因代行政府职能而变为国有公司。白银公司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要件。其二，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看，必须符合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的要求。本案诈骗所得资金绝大部分均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行为人本人和单位员工，但仍有部分钱款被用作单位业务款，并未全部私分，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全部客观构成要件难以涵括本案的全部客观犯罪行为。

 

第三，本案诈骗行为通过动拆迁工作责任承包书进行，应定为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白银公司代行政府职能，通过与闸北区政府签订的动拆迁工作责任承包书进行。动拆迁工作责任承包书应作为行政合同对待。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之间，或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为实现行政管理的某些目标，而依法签订的协议。行政合同既有国家行政的特点，又有合同的一般特点。行政特点与合同特点的结合，构成了行政合同的特征。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把行政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对待，因而适用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刑法将合同诈骗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表明此处的合同是发生在民商等领域的民事合同，而行政合同兼具行政与合同（特指民事合同）的特点，因此，合同诈骗罪可以通过行政合同进行。本案行为人在代行政府进行动拆迁工作过程中，授意下属虚构、伪造动迁安置材料，截留巨额动迁费，其诈骗行为均要通过动拆迁工作责任承包书进行，故本案定合同诈骗罪是适宜的。

 

 

二、　在程序法上，遵循了“不告不理”的现代刑事诉讼规则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法官认为应定单位合同诈骗罪。但公诉机关起诉时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定性，依刑法规定，该罪是个人犯罪，故仅对直接责任人员贺雅翠提起公诉。依现代刑事诉讼“不告不理”规则，对公诉机关未提起公诉的犯罪事实和犯罪人，法院不得直接进行审判，否则即违反了法官中立原则与控审分离精神。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新的犯罪事实或犯罪人，可能影响定罪的，应承担向公诉机关提出建议，要求其补充起诉或者变更起诉的义务。为此，闸北区法院在审查起诉后，并未直接开庭审理此案，而是向闸北区检察院发出“关于被告人贺雅翠私分国有资产一案建议撤回起诉函”，建议该院以白银公司犯单位合同诈骗罪重新起诉。同时，对被告人贺雅翠以犯罪单位的主管人员犯合同诈骗罪一并起诉。闸北区检察院坚持原起诉意见。闸北区法院因此认定被告人贺雅翠系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系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犯罪，且其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随后再予以私分，被告人应承担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以合同诈骗罪依法对被告人贺雅翠定罪量刑。依法作出有罪判决。

 

 

判决书：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０）闸刑初字第１２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