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犯罪对象应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

 

 

 

    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是什么？这是一个意见纷呈、争议不休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的财物。如某教科书指出，“本罪的对象是他人的财物”，其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该教科书在总论中将犯罪客体表述为社会关系，并认为社会关系非直观所能认定，必须通过理性认识和分析，才能加以把握。还有学者主张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即一种具体的法益。

 

    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是公职行为的廉洁行为，其行为对象是贿赂，后者是与犯罪对象不同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的独立要素”。该观点的新颖之处是在犯罪对象之外又区别行为对象。前者“是指能够表明犯罪客体存在形式的客观事物”，它与犯罪客体“是同一事物的现象与本质”，是犯罪客体要件中的构成要素；行为对象是指“界定构成要件行为所要求的，行为直接指向的具体人或者物”，它与犯罪客体不是同一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即两者无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指出，“贿赂即行贿受贿罪中的财物并不是犯罪对象，而是犯罪行为之物”。其犯罪客体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也可以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至于本罪是否有犯罪对象以及如果有，它又是什么，该学者则没有涉及。

(上海辩护律师网   尹海山 律师编辑）

    如何评析前述各观点，值得研究。笔者主张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活动），理由如下：

 

    其一，研究受贿罪的犯罪对象离不开行贿罪，两者互为前提，是对向犯。从行贿罪角度看，行贿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意图利用其职务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里，行为人的收买行为指向或影响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财物则是他施加影响的手段，即糖衣炮弹。从受贿罪角度看，立法者在刑法本条中所保护的是超个人的国家法益，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制度。这个制度由规则、利益承担者和职务行为等组成，它要求的是有益于社会的职务行为，即“合法的、公正的职务行为或者不可收买的职务行为”。国家工作人员“以收受贿赂的行为影响了他自身的应为的正当职务行为”，进而危害了该国家法益。由此可见，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共同指向或影响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

 

    其二，依照我国哲学界的主流看法，利益是一个关系范畴。利益存在于主体和外界对象的特殊关系中。如同其他关系范畴一样，利益也有其内在构成要素，即由主体、对象及人的活动构成。这三个要素在利益中占有不同的位置，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哲学上的抽象是一种高层次的理论概括，因而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哲学上的概括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概念，并在刑法的具体研究中体现出来。如前所述，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制度。廉洁制度作为一种法益，是由主体、规则和利益对象组成的，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规则构成了廉洁制度的内容，即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无论把受贿罪的客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还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都是把法益的组成部分当做法益本身，因为“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是说明职务行为的。既然职务行为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的组成部分，它就不可能成为法益本身。

 

    其三，在我国已成定论的看法是，用做犯罪对象的事物是可以为“人们的感官直接感知的”，如具体的人或物。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看做是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可以让人们看得见、感受得着。相反，主张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的观点却背离了自己在总论中的论述，即犯罪客体“非直观所能认定，必须通过理性认识和分析，才能加以把握”。

 

    至于受贿罪中的他人财物，笔者认同它是行为对象的看法。不过，笔者不完全同意第二种观点列举的理由。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的区别关键在于，其与犯罪客体是否具有现象与本质关系。假币在第二种观点看来是行为对象，但它作为一种假象可以从反面表现事物的本质。因此，受贿罪中的他人财物成为行为对象，关键不在于它与犯罪客体无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而在于它不是廉洁制度的构成要素。 

 

（作者: 薛瑞麟 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