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武汉市新洲区检察院 黄丹 陈勇 卢建翔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贿赂犯罪以其本身所具备的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隐秘性、单纯性和言辞性，所以证人证言在整个贿赂犯罪的证据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毫不夸张的说决定整个案件的成败。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贿赂犯罪中证人“翻证”的情况时有发生。证人“翻证”一方面使侦查人员花费精力重新取证，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如果应对不当，会直接导致案件 “流产”，既放纵了犯罪又影响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的公信力，特殊情况下甚至会引发涉检信访，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和谐。新修改的刑诉法增加了对律师参与自侦案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对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和保护，使自侦案件的整个侦查取证处在一个相对“透明”的条件下进行。可以预见，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证人“翻证”将会更容易发生。为了更好的对接新刑诉法，保证贿赂犯罪的案件质量，加强对证人“翻证”应对策略的研究实有必要。下面，笔者结合多年的司法实践，谈谈在新刑诉法实施后对证人“翻证”的应对策略。

 

一、证人“翻证”的原因和对策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明晰证人“翻证”的原因，针对不同的“翻证”原因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是应对“翻证”的首要条件。司法实践中，证人“翻证”大约有4种类型：

 

　　1、“亲情感召”型。以往贿赂犯罪案件的证人，不少是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如妻子、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等。这类人作证时，往往是慑于法律的威严，不得不作证。待作证后随着案件的查处，特别是案件立案、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他们感于亲情，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脱罪，在条件许可时，会主动“翻证”。应对这类“亲情感召”型的“翻证”，再一味采取法律政策攻心的取证方式，一方面会授以当事人以非法取证的口实，另一方面也未必取得应有的法律效果。办案人员应当是在全面审查已有证据的基础上，在其它证据都到位的情况下再对其进行重新取证。重新取证应在全程录音录像的条件下进行，依法开展合法进行。通过全程录音录像充分证明其翻证得虚假性和错误性。

 

　　2、“友情悔恨”型。这类“翻证”的证人大多是犯罪嫌疑人的多年朋友，作证后由于自感对不起朋友而出面“翻证”。对于这类证人“翻证”，只要讲明利害关系，讲清法律政策，大多能重新作证。

 

　　3、“恐惧后悔”型。有的证人作证后，由于害怕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理或害怕犯罪人或其亲友的打击报复、或怕自身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损失而出面“翻证”。对于此类证人“翻证”，侦查人员重新取证时，应针对证人“害怕”的原因，做细致的工作，只要能打消证人“害怕”的理由，如给他提供适当的司法保护，讲明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等，证人大都会重新作证。

 

　　4、“串供堵口”型。这种情况大都表现为证人同一时间段集体“翻证”。此种类型的“翻证”大都为犯罪嫌疑人亲友与律师联合参与进行，律师利用参与诉讼获得的证据信息，制定出“翻案”计划，再由犯罪嫌疑人亲友出面找到证人，或威胁利诱，或软磨硬泡，逼使证人“翻证”。侦查人员对此类“翻证”不应操之过急，应利用技侦手段大致摸清组织者走访证人的脉络后，再根据证人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远近、利害大小，逐个连续重新取证，力求一次重新取证成功。常用的技侦手段是查询电话记录、短信记录、QQ记录等，一般情况下，只要指出了证人与“组织人”之间联系的情况，辅之以讲清法律政策等，证人大都能重新取证。在证人重新取证后，再对“翻证”的组织人、涉案律师进行调查，以巩固整个案件。

 

二、预防“翻证”的对策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侦查取证活动也是这样，要尽量避免出现证人“翻证”，或者证人“翻证”后，便于重新取证，侦查人员在开展侦查活动的始终，应当做好预防工作。

 

　　1、慎重初查工作。初查是查处案件的第一步，起步阶段走的如何，关乎到案件的全过程，要预防今后证人的“翻证”，初查阶段收集证据必须慎重。一是初查要做好保密工作。新刑诉法实施后，绝大多数自侦案件在第一次讯问后，律师即可在不受监督的条件下参与诉讼，也即侦查活动是在一个相对开放、透明的条件下进行，这也为不法人员“反侦查”提供了条件，因此侦查人员必须重视初查这一相对信息不对称的阶段。初查阶段的保密首要的是尽量控制知情权，对内防止内部人员在外乱讲案情，对外尽量以其他身份或方法取得证据，避免过早暴露身份，让犯罪嫌疑人知情后，采取毁灭证据或串供堵口的“反侦查”手段，给侦查制造不必要麻烦。二是初查要尽量全面收集证据，。初查获得的证据大都为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是侦查人员对付“翻证”的“利器”，初查阶段的证据收集到位，可以有效的打消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诉讼参与人“翻证”的计划，另外对查出阶段，侦查人员还尽可能的收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情况、发展过程、亲友情况、社交情况，特别是相互人员的通讯手段、知识结构等信息，以便出现“翻证”后，有针对性的制定“反制”措施。

 

　　2、细化取证过程。自侦案件证人“翻证”的借口大都是“记忆有误”或“取证违法”，要预防证人“翻证”，取证过程必须在“细”字上下功夫。首先取证程序必须合法，不得存在逼供、诱供情况，取证最好要求证人自书证据，取证后尽量在不涉案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请证人在“权利义务告知书”签字，如有可能最好请第三人也在“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签字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如果条件许可尽量安排全程录音录像，并请证人在录音录像封存袋上签字封存，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增加证人“翻证”的“心理成本”；第二注重派生证据、间接证据的取证，如证人在证言中提到的人或其他证据（如通话、收短信等），要尽可能的调查，以延长证人的“证据链”，也是预防证人“翻证”的有效手段；第三，做好法律宣传，即取证前后要向证人讲明证人的权利义务，特别是强调“翻证”可能对其造成的不良后果，尽力化解其作证后的心理压力。

 

　　3、提高取证效率。根据以往的经验，证人“翻证”大都发生在立案之后，因为立案后，有些证据会被犯罪嫌疑人或其亲友掌握，处于自保的需要，他们会有自己的“反侦查”方案。新刑诉法实施后，随着律师在立案后第一时间的介入，律师出于自己辩护的需要，也会将掌握的一部分证据情况向当事人提供，个别操守不良的律师甚至会参与“反侦查”方案的制定。这一特点要求我们在立案后要快速取证，尽可能赶在“反侦查”措施实施前完成取证工作，实践证明，取证时间越靠前，证人“翻证”的比例越小。如果取证在对方工作做到后，即使我们成功取证，将来证人“翻证”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

 

　　4、密切诉判联系。新刑诉法实施后，律师可以在第一时间介入案件，全面了解案情、掌握证据，使诉讼过程处在一个实际“透明”的过程中。这种条件下，侦查人员加强与公诉、审判部门的联系很有必要。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对首先听到的信息信任度较高，因此侦查人员应尽早的与公诉、审判部门联系，向他们介绍整个取证过程，争取他们对现有证据真实性的“内心确信”，尽量避免因联系滞后带来的公诉、审判人员对原有证据的怀疑，以减少证人“翻证”的几率。

 

　　5、提升“翻证”成本。证人“翻证”是一种妨碍司法的行为，情节后果严重构成犯罪。侦查人员应充分利用法律规定，对那些串供堵口，无理“翻证”人员依法予以打击，从而起到威慑作用，提升证人的“翻证”成本，预防证人“翻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