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意见摘要）


　尊敬的法庭:

 

　　我受本案被告人哈米德.奥斯曼。伊德里斯委托由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指派，依法担任其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们详细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 听取了被告对一审判决的意见，辩护人认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刑初字第22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本案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对被告人哈米德.奥斯曼。伊德里斯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该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理由如下:
 

　　一、在辩护人会见被告人时，他对我们的陈述：在本案侦查取证过程中，公安机关存在殴打、威胁、诱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由于哈米德.系外籍人士，不了解中国相关法律，对中文也所知有限。因此，在侦查以及一审过程中，被诱导做出不实供述。根据哈米德对我们的陈述，警方曾经威胁他，如果不按照警方的意思做口供，那么他永远别想回老家，一辈子要在中国蹲监狱。如果按照警方的要求做口供，那么，保证他两年就可以回家，因此，直到一审结束后，哈米德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被欺骗，于是才要去上诉。

　　由于我们是在一审结束后，才被聘请为哈米德的律师，所以，对于哈米德上述言论的真实性，以及对于一审之前的情况，不便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但是，这种情况客观上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二，如果抛开哈米德以前的供述来看本案，我们认为，现有证据存在诸多疑点。具体如下：

　　  根据现有物证，可以肯定，哈米德与受害人之间发生过性行为，但同时，根据现有证据，不能断定，在发生性关系前，哈米德曾经对受害人使用过暴力，或者以暴力相胁迫。更可能的，是双方在一种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又或者，双方因为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意思表达和沟通不顺，男方以为女方是半推半就，而女方也许心理上是不情愿，却没有及时、明确地表达出来。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首先是因为，如果被告存心强奸对方，不可能把她带到自己的宿舍，因为在这里进行强奸，意味着犯罪完成后，马上就会被捕，这样的蠢事不是一个有正常智力的罪犯会做的。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本案被告人哈米德，在路上引诱被害人吴某是事实，但他想做的是引诱对方和自己发生关系，而不是强奸。

　　
       其次，学生宿舍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封闭性、私密性都非常差，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报告可以看出，被告人哈米德甚至连窗子都没有关。如果他是蓄意要进行强奸，不可能连这一点也想不到。而更为蹊跷的是，被害人吴某在整个过程中，就没有大声呼叫过。这让人很难理解。在学生宿舍这样的地方，只要受害人张嘴一叫，怎么可能不被发现?怎么可能不被解救?
 

　　第三，本案中，有司法鉴定，证明受害人在性行为中，阴道有损伤，但是，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损伤是因为发生性行为的双方人种、体质的天然差异而造成的，并不是一方为了强迫另一方就范而使用的暴力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即便双方主观上都是愿意的，也很可能会造成这种损伤。不能把这种损伤误认为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胁迫。从逻辑上讲：不能因为有这个伤害就倒推出男方使用了暴力。

　　而除了上述阴道损伤以外，我们没有发现女方有受过殴打、捆绑等其他暴力的明显痕迹。在鉴定报告上，确实写了女方四肢上有几处软组织损伤，但是，从照片上看，一方面这些伤几乎细微到无法用肉眼看清，另一方面，即便有这样一些小刮伤如何能证明这是在哈米德的暴力所致?
 

　　第四、根据被害人吴某在2011年8月13日的证言，她为了反抗哈米德，曾经拼命做过反抗，甚至用手把哈米德手背抓伤，但是，在其后的调查侦破过程中，警方让哈米德脱了个精光，仔细搜寻也没有找到任何伤痕。此外，令辩护人倍感疑惑的一点是，女方的努力反抗却没有导致任何衣物的破损。所以，辩护人倾向于认为，受害人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有夸大和虚构的成分。
 

　　第五、根据哈米德的供述，在两人发生性关系前，两人其实已经有亲密的行为，而女方甚至提出要看哈米德的健康证明，而哈米德也拿出健康检查证明给对方看，如果说这是一起强奸案，那么受害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太反常了。在强奸中，哪里会有受害人提出这种要求的余地?这只能说明，双方在发生关系前是有过沟通的。

　　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基本事实一审法院根本没有审查清楚，呈堂证据相互矛盾，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存在强奸被害人的事实，故恳请法庭依据法律和事实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或者依法改判。
 

　　但是无论如何，此外，由于客观上，哈米德的行为确实对受害人造成了身体伤害，辩护人在会见他的时候，他也提出希望能在经济上对受害人有所补偿，此后，我们联系了大使馆，根据使馆反馈的消息，其亲属也有补偿受害人的意愿。因此，如果被害人有相关要求，哈米德及其家人愿意尽力满足。





 

　　此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尹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