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登辉

 

　　根据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对于重婚罪而言，其追诉期限从何时起算，一直争议较大：重婚罪是状态犯、即成犯，还是继续犯？重婚行为终了之日如何确定？对前者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后者的回答。

 

　　有学者认为，重婚罪是即成犯、状态犯，其追诉期限起算点是重婚成立之日。典型表述如：重婚罪为即成犯，在结婚时犯罪行为已经终了，其结婚后之婚姻存续状态，不能认为犯罪行为之继续；重婚罪系状态犯，追诉期限应从重婚之日而非结束重婚状态之日起计算。因为刑法的目的不是破坏已经稳定的社会关系，而是创造和尊重稳定的社会关系。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因如下：

 

　　其一，对重婚罪的解释，不仅要体现国家维护一夫一妻制、保护合法夫妻关系的一面，也要体现立法敦促行为人尽快结束重婚状态的立场，而不能对既成事实轻率地进行肯定性评价。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而不是“保护已经稳定的社会关系”；重婚是刑法禁止的行为，不是“稳定的社会关系”。

 

　　其二，“结婚”是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对其解释应当坚持形式与实质并重。司法实践中，“结婚”可否认定、“再次结婚之日”是哪一日，经常难以确定。结婚有已经结婚登记的法律婚姻和未结婚登记的事实婚姻之别。婚姻法上不承认1994年2月1日后存在事实婚姻，不等于刑法上也应当这样认定。如果后婚为事实婚，结婚之日有时难以确定；若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持续时间很短，又很难证明事实婚的成立。比如，在“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且为事实婚的情况下，什么行为构成(或完成)重婚行为，什么行为是“不法状态的延续”，难以区分。

 

　　其三，重婚罪的实质是在同一时间点行为人有二个以上的婚姻关系并存。有配偶者又一次“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均构成重婚罪，只要复数婚姻未减为单一婚姻或者无配偶，就是犯罪行为的继续，一直处于重婚状态，没有终了，用“其结婚后之婚姻存续状态”表述是不准确的。明知他人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的，与他人解除夫妻关系和同居关系之日，才是行为终了之日。上述对“重婚行为终了之日”的解释欠缺可操作性，存在重大缺陷。按照朴素的正义观标准，重婚持续了六年的社会危害性比持续了一年的社会危害性肯定更大，行为人的可责难性更强。如果重婚状态仍在持续，而追诉时效期限已过，就非常不合理。而根据上述观点，后者会受到刑事追究、前者反而不受追究，这不仅是非正义的，而且也不能自圆其说。可见，重婚罪是继续犯，而不是即成犯、状态犯，这与非法拘禁罪颇为类似。

 

　　有学者认为，法定重婚罪的追诉期限应从“非法婚姻关系解除并停止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之日”起计算，事实重婚罪的追诉期限应从“停止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之日”起计算。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仍失之片面，且存在歧义。我国只有重婚罪，没有“法定重婚罪”“事实重婚罪”之说。若行为人宣布解除非法婚姻关系，又共同生活却不以夫妻名义，似宜评价为重婚行为继续，而不是重婚行为终了。如上所述，行为人解除合法婚姻或者在后的非法婚姻，或者其中一名配偶死亡、离婚，导致仅存单一婚姻或者无婚，属于重婚行为终了，但不应评价为“非法婚姻关系解除”；如果“复数配偶”发现其重婚的事实而导致合法婚姻、非法婚姻同时被解除，亦属重婚行为终了。故“解除违法婚姻”“解除非法婚姻关系”是重婚行为终了之日的观点并不准确，严谨的表述是：复数婚姻减为单一婚姻或者无配偶，是重婚行为终了之日，也是追诉期限起算之日。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